转自中国红丝带网
黔山秀水，15年前还是一块没有污染艾滋病毒的净土。而到2007年9月底，全省累计报告感染者4614名，波及84个县，病例数全国排名第七。
相关人士认为，由于贵州省特殊环境和背景，在控制艾滋病工作中的每一点进展，对全国、对国际社会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吸毒者：艾滋高危人群
38岁的阿亮(化名)已有10年的吸毒史。对于吸毒，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终身戒毒，最后走向死亡”。“儿子1岁多，10多斤，我抱他，竟然打了一个趔趄。老妈看到，当场就掉了泪。”
阿亮是织金县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的一位普通“病人”。在这个门诊，吸毒者都被称为“病人”。门诊的杨医生解释说，吸毒成瘾后，人的大脑发生了器质性病变，他们实际上都是病人。
阿亮跟亲戚合伙开了一家小煤矿，有了点钱后，因为好奇开始吸白粉，结果吸毒上瘾，不能自拔。阿亮说，他特别恨吸毒的人：“每一个吸毒者，都是先吃自己，再吃别人，最后吃国家。”他强制戒毒多次，却没有成功。但从去年参与美沙酮维持治疗以来，他似乎看到些希望。“我以前完全依赖毒品，现在感觉对它的依赖减少了很多。我现在主要花心思对付‘心瘾’”。
在织金县美沙酮门诊病人中，阿亮算不幸的。因为吸毒时间较长，他要花费很大精力对付原先的吸毒圈以及生理上的诱惑。但阿亮又是幸运的，至今为止，检测显示，他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在这个门诊，有一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很多人共用注射器吸毒。”织金县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杨成钢医生说。
位于中西部的织金县，是贵州省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我国西南地区毒品通道和集散地之一，2003年被公安部列为重点毒品整治县。据统计，全县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共2400名。1996年发现首名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后，2001年卫生部门在吸毒人群中搞了一次小范围调查，戒毒所233名戒毒人员中竟有42名感染了HIV，感染率高达18%，属于吸毒人群局部暴发流行！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震动。随后当地进行的高危人群监测显示，艾滋病病毒90%以上是经静脉吸毒共用针具传播的。
告知：“防艾”第一步成功迈出
过去，疾控部门到戒毒所等开展艾滋病检测的结果，通常是匿名的，疾控和公安、司法部门知道谁是感染者，但感染者自己不知道。这也是国内通行的做法。
“大家相互猜疑，很被动。”织金县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王爱民说。特别是在公安部门，各种嫌疑人混押在一起，尽管知道哪个是感染者，但出于纪律和伦理的考虑，绝不能表现出来，而且不能歧视，非常不利于疾病控制。2002年，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疾控人员尝试将监测结果告知感染者。
对此，当时大家顾虑很多。把结果告知当事人，会不会影响稳定，会不会引发极端事件？王爱民说，为了把事情做得尽量稳妥，他们首先对告知对象进行精心选择，至少包括几个条件：确诊的感染者，有固定住房，一段时间内基本不流动，未进行强制戒毒等。此外，在告知的内容上也进行了精心设计。包括血清学检测结果，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要求，以及其在预防社会、家庭传播中承担的责任，有关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和国内外预防、治疗的进展等。
“告知效果之好，感染者对检测结果的理性接受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王爱民至今还记得最初的情况。22名告知咨询的感染者，全部口头承诺不有意传播；有18人详细了解怎样预防家庭传播的问题；有19人仔细询问治疗方法，并有治疗的愿望。还有1个人提出愿意做治疗试验。
4周后，被告知的感染者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随后，更大范围的告知工作开展起来。
王爱民告诉记者，对感染者告知结果是一项很严肃的事，要求防治人员必须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咨询技巧，同时要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对那些吸毒的感染者来说，告知实际上就是告诉他们，其人生的道路已走到必须认真选择的十字路口，要么戒除毒瘾，争取在潜伏期内获得有效的治疗；要么继续吸毒，走向死亡！”
“人的潜力确实很大。”杨医生说。有个做服装生意的，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没像其他人那样问来问去，而是冷静地说声谢谢，走了。“当时，我们都担心会不会发生意外。”后来证明担心是多余的。他积极参与门诊治疗和抗病毒治疗，还努力把生意做好，乐观精神带动了不少感染者。
通过告知咨询，感染者的高危行为明显降低。随后的回顾性调查显示，告知后继续静脉吸毒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不共用注射器吸毒的比例达到69.2%。而在这之前，共用注射器吸毒的比例几乎为100%。另外，被告知的感染者中有27%的人主动带领同伴到防疫站咨询检测；领取注射器、安全套的人达到63.6%。更让疾控人员兴奋的是，有77.2%的感染者与专业人员建立了联系，这对下一步关爱帮助工作的开展以及在吸毒人群中持续开展干预意义重大。
发现、告知、关怀、干预：被肯定的“织金模式”
2006年9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澳特博士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一行到贵州省考察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在织金等地实地考察后，彼得·皮澳特对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防治方式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贵州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表现积极，尤其是织金县的工作模式值得提倡。“如果有更多地方能做到像织金一样，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就能向前迈一大步。”彼得·皮澳特博士说。
国际组织的肯定使这个边远地区为抗击艾滋病所作出的努力，开始为圈内外所熟知，并被称为“织金模式”。所谓“织金模式”，用织金县卫生局冯局长的话说就是“8个字”：发现、告知、关怀、干预。
王爱民向笔者介绍了这8个字的内涵。以告知检测结果作为切入点，把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做到戒毒所内––国际上对此的通用称法为“内展”。
具体做法是：每1–2个月派专人进入戒毒所，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和检测前告知。检测结果出来后，将结果个别告知感染者，开展检测后咨询。通过与公安部门配合，检测结果为阳性和阴性者一视同仁，避免歧视；鼓励感染者自己将结果告知家人、吸毒伙伴和性伙伴；通过多次接触，与感染者建立信任和联系，鼓励他们出所后到疾控中心“挂号”，以便提供随访、干预和关怀服务。
与“内展”相对应的是“外展”。是疾控部门与同伴宣传员深入吸毒者常聚集的地方，发放针具、宣传防治知识，同时鼓励感染者参加防治活动。防治人员在介绍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同时，还介绍本县能够提供的服务项目，如针具交换、免费美沙酮治疗等，使感染者树立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在此过程中，疾控部门密切关注感染者的健康状况，安排抗病毒治疗的前期临床检查，对机会性感染和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感染者，利用项目经费提供免费治疗。协调有关部门解决感染者和病人子女免费入学问题，提供小额贷款，鼓励开展生产自救等。
“防艾系列措施的形成是个渐进过程”。王爱民说，“注意开发领导层是所有工作开展的前提”。当初高危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18%的结果出来后，卫生部门报到政府，政府虽然重视，但对艾滋病相关防治策略不了解，不想公开。“我们就做了一个多媒体，介绍艾滋病在织金的流行状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等，然后请县领导来观看。县领导看后印象深刻，当时就把片子拷走了。”这直接促成领导观念的转变，当地的艾滋病防治策略随之明晰，并成为卫生部确定的全国首批艾滋病防治示范区之一。
此外，示范区办公室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政府、政协、人大及各部门干部进行防艾培训，组织干部参观学习，提高各部门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积极性。特别是公安部门，不再认为提供清洁针具是在支持吸毒，推广使用安全套是在鼓励嫖娼卖淫，并且主动配合卫生、文化等部门开展健康教育、行为干预。
“织金模式”效果明显，调查发现，2002年6月以后，织金县艾滋病发病率呈下降趋势，由最初的13.5／百人年下降到2004年的5.8／百人年。
“防艾”措施：艰难中的点滴推进
织金县的防艾探索是贵州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个缩影。
自1993年贵州省发现首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防治即成为贵州省各级政府重视的工作之一。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艾滋病工作机制和社会环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和帮扶救助体系。同时，中央财政支持贵州省的艾滋病防治经费，也从2003年的1008万元增加到2005年的2163万元。
截至2007年9月底，全省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614名，其中艾滋病病人213名。3种感染途径并存，其中经静脉注射吸毒感染占68.1%。疫情波及全省9个地(州、市)84个县、市、区。省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卫生厅长何崇远评价说，总体上看，贵州省艾滋病仍呈现低流行态势，部分高危人群出现高流行趋势。
相关人士认为，由于在艾滋病防治上所处地理位置特殊，贵州的艾滋病如能得到有效控制，不仅对贵州，对全国乃至国际社会都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原因何在？贵州省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普及、基础卫生服务薄弱，财政收入低，投入艾滋病防治的经费有限。全省有50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3900余万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和低收入水平。加之地处境外向内地贩毒的重要通道上，在册吸毒人群近8万，导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较大。
“这是国际组织对‘织金模式’高度肯定的原因之一。”业内人士说，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跟经济贫穷、文化落后有着密切关系。
因为贫穷和落后，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贵州省对艾滋病的“免疫力”天生较其他地区低，防艾措施的推行要艰难很多，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点前进和探索对我们省都弥足珍贵”。
何崇远厅长认为，贵州省的艾滋病防治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部分地区的政府和个别领导对艾滋病在省内蔓延流行的形势和严峻性认识仍不足，对艾滋病的偏见和歧视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对高危行为采取干预措施顾虑重重。这导致了省内艾滋病防治发展不平衡，对艾滋病防治开明、主动的态度和防控措施未能普及。
采访中，笔者听到这样一件事。某国家级贫困县在高危人群监测中发现不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卫生部门赶紧向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汇报。领导开始不信：我们这地方山清水秀，与世隔绝，怎么会有那种病？反复确认之后，领导又担心：我们正在打“旅游牌”，招商引资也到了关键时刻，透露出去会不会影响发展？直到发现感染者越来越多，领导才觉得问题严重，“开口子”允许试点搞干预。
“在我们贵州，有类似想法的地方领导还大有人在。”卫生厅一位同志说，思想误区如果跟贫穷和落后结合在一起，其负面作用就会被放大，也会给防治措施的推行带来变数。其佐证是，1993年至1995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贵州省属于国内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之一。十多年过去，贵州省的艾滋病报告数已至全国第七位。
思想上需要“纠偏”的不仅仅是领导层。卫生厅一位官员说，贵州省百姓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认识呈“两极”现象，要么缺乏防范意识，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远；要么过度恐惧。由于预防艾滋病危险行为干预的社会理解存在困难，致使安全套推广和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治疗等干预措施的覆盖面很窄。
“防艾”工作者：我们不怕付出
每天下午2时，一辆中型面包车悄悄从织金县美沙酮门诊出发。外表看，这辆面包车与一般车辆无异，但内部却俨然是一个小门诊部。两位医生，必要的抢救器械，还有装药的保险柜。副驾驶位置上是一名全副武装的民警。车子的目的地是珠藏镇。十几个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与车上医生交谈并检查身体后，在民警的“监督”下，喝下了从保险柜里取出的药。喝完后，医生认真记录。下午4时30分，汽车返回。
这是织金县美沙酮流动维持治疗车一次普通的出诊经过。这个于今年6月底启动的美沙酮流动治疗点，是贵州省第一个，也是全国第二个流动治疗点(第一个在云南瑞丽)。流动车每天出动，风雨无阻。
珠藏镇位于织金县南面，距县城24公里，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400多名，属于毒情严重乡镇之一。据王爱民介绍，政府在珠藏镇建立美沙酮流动维持治疗点的背景是，目前县城固定的美沙酮门诊病人脱失率较高，而导致病人中途退出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美沙酮需每日服用，有些人因路途遥远每天来不方便；还有许多人吸毒致贫，连路费都没有了，不得不终止服药。因此，流动治疗点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选择。
“镇政府和公安等部门对我们的流动车很支持，病人也很配合。”一手操办此事的王爱民很欣慰，“作为全省第一个流动治疗点，带有探索性质，如果运行顺利，范围要扩大到另外几个乡(镇)。”
因为与艾滋病打交道时间长，王爱民绰号“王艾滋”。笔者采访那天，在完成了流动治疗车的登记、核对和服药人员的入档工作后，已经是晚上7时多。“王艾滋”伸了伸腰，抱歉地说：“家里有私事，不能陪了。”他走后，美沙酮门诊的宋文新医生偷偷说，因为工作压力大，人身受到威胁，王主任打算把家眷转移走，自己一个人留下来跟艾滋病干。
宋医生介绍，随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现力度的加大，感染者的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个别感染者因为对社会不满，有时会做出过激行为，与他们经常打交道的专业防治人员很容易成为其“出气口”。比如，有感染者到“王艾滋”的家周围“转悠”，或者“递话”过来，提不合理要求，不满足要求就怎么样等等。
笔者看到，在织金县美沙酮门诊治疗室的桌子上，至今还留有一个坑，那是一名对政策不满的“病人”用砍刀留下的痕迹。桌子旁边的窗帘上还有暗红色的斑斑血迹，那是另一名希望多报些医药费的“病人”割破自己的胳膊溅出的血。
“我们从来不跟家里人讲工作，怕他们担心。”宋文新说，“作为艾滋防治人员，我们不怕多出力、多付出，但很多问题不是医生能解决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后续管理是全国性难题，在贵州省这种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甚。善后处理不好，“发现的病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不过，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本身来讲，“不是怕发现，而是怕发现不了；只有发现，才能有针对性地实施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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